最后还有个小疑惑。 2021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提议，政府应该出面对“996”工作制进行有效监管。 像互联网媒体平台、在线教育、电商和一些生产性企业，很多都在规章制度中公然推行“大小周”工作制。 长期以来，类似的违法违规行为还往往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存在，久而久之，“打工人”们都潜移默化地对此习以为常，进而又助长了这种风气的存在和蔓延。
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6条写得很清楚——每天8小时，平均每周最多44小时，合法工作时长的上限是每月212小时。 而996算下来，每月至少得工作288小时！ 所以，李委员建议，要运用劳动监察部门和基层工会的力量，对各种强迫性延长工作时间的行为给予严格监管与合理的补偿。 很显然，在咱们中国，除非是真的沉迷于996，并且不在乎加班工资的“大神”，一般人对于超规定的工作时长，肯定会心有怨言，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罢了。
可是，换到日本，那种公开抗拒加班或者掐着时间到点就着急往家跑的上班族们，却并不是很常见。 要说日本人为什么爱主动加班，倒不是他们能拿到996的“福报”，更多的是，在日本，加班已经成了一种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跟穿衣吃饭一样，属于打工人的“日常”。 那么，为何日本人如此迷恋加班？ 最先想到的，自然是历史和文化因素。 在东亚文化圈中，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工作总会被看成一名劳动者的出色品质。到了日本，则直接被发展为了——加班是男人光辉的勋章，早早回家则是没出息、不重要的表现。
而且，在单位，你不加班，就不合群，升职更是想都别想了。 日剧《我，到点下班》中，就重点演绎了这种“传统职场文化” 尤其是二战后，在美国订单和全球化的刺激下，日本实现了经济大繁荣，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之前，貌似前景一片大好的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的都是“终身雇佣制”，非常下功夫的对员工进行各种关照和扶持。 亢奋的日本国民爱企业如爱家，人人喊着超越美国的口号，更愿意用加班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毕竟，单位效益好，自己的获得感才强。
此时的公司非常重视员工的福利——1990年，东京24岁的职员住着公司提供的单身小公寓，桌上放着奢侈品包 没成想，在房地产泡沫被戳破之后，进入滞胀状态的日本又出现了一派暮气沉沉的景象。 此情此景下，企业为了减轻负担，开始大量雇佣“派遣”员工，不再关心员工的福利和成长问题，仅仅把雇员当工具用。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目前日本公司职员中，每4人就有一名非正式的“派遣”员工。 这些非正式员工不但收入低，没什么体面的福利待遇可言，而且职位还不稳定，用人单位随便一个理由就能把派遣人员开掉。
他们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业绩无法短时间提升的情况下，只得通过无尽的加班展示自己的斗志和随时准备为企业奉献的“诚意”。 无论是经济环境好还是差，几代日本人总是悲催的离不开那个“劳碌命”。此外，就是经济压力了。 逐年递增的消费支出也让日本人难以招架，赚加班费成了打工人们增收的一大法宝。
在法律的监督下，日本企业对于加班费的兑现普遍执行比较到位。过了下班时间，你再在办公室里坐着，每分钟都不白坐——在哪儿坐不是坐呢？ 比如，按照下图这个法定算法，如果一个时薪1000日元的人，超过了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法定上班时间外，每多超过1小时就有1250日元的收入（约74.55元）。实际上，很多人也并非就是有忙不完的活儿，他们的上班时间可能就在“磨洋工”，留给“加班”的时候来耗一耗。 这就是日本特色的“加班文化”——早早回家的上班族，不是好员工。
历来，整个日本社会都把主动贡献自己的休闲时间给工作看成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忙碌的”，就是勤奋的，人人以加班为荣，以迅速完成工作到点下班为耻。 他们可能会适当地拖一下时间，看似卖力地做着一些手头上的工作，以此来表达对公司和领导的忠诚。 而且，他们还特别在乎别人的想法。这种氛围下，不少日本打工人会把“超时间工”看成是努力的一种体现，即便手头上根本没啥特别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 其实，这方面咱们也有些许类似——中国的打工人们一般是领导不走，小的们也不好意思走。 在东亚职场，干劲和对领导的服从性向来属于衡量一名员工的重要指标。你看领导以身作则，正在带头加班，员工们怎么能在老大还没走的情形下，自己却先下班？这也是太没大没小了。
日本很多公司每月末最后一个周五下班时间提前至下午3点，然而上司没走下属也只能继续“加班” 更让人郁闷的还有——那些领导们往往并不在意自己的“工作狂”行为给下属们所带来的，无处不在的阴影。 这点别说日本，在咱们中国的普通上班族群体中，就已经都很明显了。 比如，有一次遇到省里路过几个领导，顺便来学院看看，由我们部门的主任在会议室作陪。 为了体现隆重的仪式感，她把所有部门成员全部塞进了现场，沿着墙根坐了一排，充当“人肉背景”。
主任弄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ppt，一直讲过了中午饭点，还没有丝毫要停歇的样子。通篇都是拗口的“诊改”和“整改”..... 我们这些“小的们”只得饥肠辘辘地硬撑着，一些人下午还有课时间很紧，看主任在哪里声情并茂的激情演示，没人敢提出吃饭的要求。 最后还是来检查的领导自己说的，“咱们要不先吃饭？....” 就这样，正讲在兴头上的主任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陪领导们去享用专门准备的“桌餐”去了。 她临走的时候回头瞅了我们一眼，随便说了句——你们也去吃饭吧。
我好歹忍住了没说——大姐，你也不看看表，食堂早没饭了！好了，咱们再说回日本。 正如前面讲的那样，除了那种高觉悟的“工作狂”，或者是真的忙不过来（日本过劳死的比例全球名列前茅），普通日本员工们的加班，更像是为了做出一个态度给公司，给领导看。 对于以上两种加班族——玩命的工作狂和磨洋工的装样子雇员，日本政府早就看了个透，最近二十多年间，用立法的形式愈发严格的监管各大企事业单位的用工时长。
为了怕招惹到麻烦，同时节省加班费，提升工作效率，很多企业都会利用公司内网计算员工的加班时长，一旦某人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告信，如果超过50小时，该部门的领导会被HR发警告信，如果连续同一个人连续3个月加班超过36小时，部门领导则要被HR找去训话的。 有的公司做得更绝，到点直接断网断电，让你再迫切地想加班，也无从下手。结果呢，虽然这种操作方法确实督促了那些“磨洋工”的雇员们提升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导致一部分工作量实在是太大的上班族们，只得把没有完成的活儿拿回家做——辛苦加班后，竟然还拿不到加班费！
所以，对于各种禁止加班的规则，日本的打工人们，并不是特别买账。 更糟糕的是，长期的加班文化让日本人陷入了两个“死循环”。 跟西方正好相反，在日本，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界限相当模糊。 就拿互联网广告行业举例。 平日里，终端客户给代理店发邮件的时间可能就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代理店处理完之后给服务商发邮件的时候，都超过了九十点；终端客户收到邮件后会连夜提出修改意见；服务商转给代理；代理接到后，修改好发回来，基本就是凌晨了。
于是，第一个“死循环”形成——需要讨好的终端客户在加班，所以代理也要加班，然后服务提供商必须跟着加班，大家都在拼死拼活加班赶工作，导致代理店和终端客户也要继续加班——谁都不想让这个链条断在自己这里，拼了命的加班也得把责任赶快转移到下一个环节去。 这么一直恶性循环下去，就形成了一种互相拉扯逼迫的氛围。 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集团的职员高桥茉莉，不堪忍受这种逼迫，给妈妈留下遗书后，在圣诞节当天跳楼自杀 而另外一个“死循环”则是，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囚徒困境——领导认为要以身作则努力工作，走得不能比部下早，否则何以服众？ 部下又觉得领导都没走，我怎么能先走，这不明摆着没把领导当回事儿吗？
然后就又形成了第二种互相拉扯逼迫的氛围。 当然，虽说日本人是出了名的不爱下班，但也并非代表日本所有的上班族都是咱们想象中的那种“工作狂”，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受西方影响比较大，再加上“低欲望社会”的大环境，那种“刻意忙”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在不断降低，到点就下班去享受生活的人，也并不是就没有，但非常少数。
